精神健康与工作 > 「减压之道」

我出生于战乱的年代，目睹八路军攻打上海的情况，年幼时已感受到战争所带来的压力。我的母亲在我十四岁那年给了我一张车票，叫我自己一个到澳门去，然后安排我转往香港。初到香港的时候，一句广东话也不懂，在寄宿学校念书，被人叫做「外江佬」。不过，我很快便学会了广东话，之后，到美国升学。为了学好英语，我决定跟西人同学一起住。一年后，英语有很大进步。留学八年后，我返回香港，那时又要重新学习中国语文，尤其是广东话。这些少年时代的经历，在日后帮助我懂得如何去应付压力。

在二十来岁求学的年代，我曾在一间精神病院任医生助理，我的工作是每天与那些接受治疗的病人交谈，然后编写有关的报告给医生。这项工作令我学到很多做人道理。我会明白到无论遇到何等大的压力，都必须处之泰然。

我任职安培泛达电子公司的时候，面对的压力也很大，因为它是六七十年代香港最大规模的电子厂，员工数目很多，而且当时的高级职位都是由美国人担任的。我不久便被差派到台湾会见蒋经国，洽谈投资设厂的事宜。这项任务令年轻的我感受到一定的压力，但我亦尽量处之泰然。我一向做事都以人为本，明白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性。当时我公司的员工有三千至四千人，雇主雇员之间的关系非常好。我要求厂房环境要美观清洁，让员工为自己所属的公司感到自豪，上班的时候感到舒服。我请了一班工人每天到公司来打蜡，所以连厂房的走廊也是亮晶晶的。我相信当年的港督麦理浩，一定是看过我的工厂才来找我当议员的。

一九七三至七四年期间发生了石油危机，当时失业率高企，香港人感到十分恐慌。我收到美国总公司主席的指示，由于订单减少，需要裁员二千人，这约占公司人手的一半。这项任务为我带来沈重的压力，我须要决定解雇某些人。结果，一个星期过去了，我还是按兵不动。总公司的主席表示，如果我不动手，他们就得解雇我了。我想不到办法，又不能跟任何人商量对策，最后，我便召开一次员工大会，把实际的情况告知员工，并提出两个解决问题的方案：其一是解雇一半的员工；其二是保留全体员工，但每人的薪金削减一半。不消五分钟，与会人士一致选择了第二个方案，共渡时艰。能够将问题解决，我感到很高兴。四个月后，订单数目再次回升，我知道我们当时作了明智的决定。这次事件使我深深体会到雇主跟员工之间的关系，最重要是彼此要有沟通。刘千石先生曾向我要求，为我公司的员工组织工会，但遭员工拒绝。因为他所提出的「集体谈判」不为他们接纳，员工们还是选择和我直接对话，作为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。我亦主动吩咐同事在工厂里挂起一些励志的标语，主题不单鼓励他们要工作勤奋，还提醒他们要家庭融洽，爱护子女。每当安培泛达刊登招聘广告，应征人数必定逾千。我们支付的工资亦比其他公司的略高，为的是要提高员工士气，从而提升生产力。我认为雇主要做到员工尊重自己，但不可严苛，因为一个令下属害怕的雇主是不会听到员工的真心话的。只要雇主和员工的关系好，无论遇到什么问题，都可以转危为机的。

除了人事管理方面，我亦有两次几乎令我精神崩溃的经历。有一次，我为一位开设工厂的朋友签了五百万元的银行担保，后来他的工厂面临倒闭，银行追讨我这个担保人，若还不到钱便要到法庭告我。幸好最后和银行协商后，双方同意把我手上所有美国公司的股票卖掉，以偿还一半的债务；另一半则由我分五年偿还。结果，那五年便成为我人生中最辛苦的五年。从那次起，我便不再为任何人签财务担保了。

另一次印象深刻的经历是发生在一九八二至八三年期间，当时为了达成香港前途协议，我曾和其他人士策划邓莲如、钟士元和李国伟等人到北京会晤领导人，结果被邓小平称为「辜臣孽子」，这次令我感到莫大的压力。我心想我一向都感到自己是个中国人，从没有拿过别国的护照，怎会背上这个称号呢？这事令我明白到政治是什么的一回事，它可以摧毁一个人的工作和思想。

我会对大家说，你们无论遇到什么压力，如果你们下定决心要把它克服的话，一定会有成功的一天。所以，做人要乐观一点，不要悲观，凡事处之泰然。此外，要做个成功的人，必须抓紧自己做人的宗旨，善用在世上的时间，多做点事情。我再给大家一句：我们每天的生活，都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因此，把人际关系处理得好的人，一定会活得更开心，生命亦会更有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