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雇主/管理人员角度看工作间的压力及对机构/企业的影响
赵之琨博士
香港理工大学管理学系副教授
根据一项调查,香港每人每年平均工作超过二千个小时,以工作时数来计算,在全世界排行第五。换句话说,在我们睡醒的时间中,有一半是用在工作上。这种长时间工作的生活模式,究竟对我们是有益还是有害呢?作为管理阶层的人士和人力资源部门的经理,请不单要顾及自身的心理健康,也要考虑雇员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。


我要论述的主题有两点,第一点是有什么因素令我们在工作方面受到压力,而这些压力又会造成甚么后果,第二点是在机构层面可以做些什么去协助员工处理压力的问题。
有些人会认为精神健康出现问题是来自工作上的转变、有些则认为是个人问题、有些就会说是纯粹不幸等等。正如前几位的讲者亦提过,差不多有一半的人都曾受压力的影响而出现健康问题,而七成至九成因感冒或头痛而向医生求诊的人,问题本身是与压力有关的。推而论之,如果你的办公室有十个房间,当中就有三个房间的人是会因为压力而出现精神困扰,机会率是百分之三十,情况其实是相当严重的。一九九二年,联合国亦指出工作压力是这个世纪的全球瘟疫,呼吁大家要留意。
压力来源的模式可分为环境性、机构性和个人个性三方面。关于环境压力来源的模式,我有个故事可以和大家分享。我有一位朋友在九七年买了一个半山豪宅,市值九百万,单位出租了两年,却蚀了七十二万,他无法再应付下去,唯有在九九年把单位卖掉,但只能收回六百万。在短短两年之间,这位朋友亏蚀了四百万。此类环境因素会使我们承受压力的能力减低了,因为肩膀上挑着个很重的担子。一位经济学家就说过,在金融风暴过后,平均每个香港人需要承担五十万的损失。机构性压力来源的模式方面,比如香港的经济转型,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,很多工人都感到难以适应。从前在车衣间内,人际关系比较简单,工作以流水作业方式进行,天天都是做同一样的工作,虽然比较沉闷,但却应付有余。现在郄转到前线工作,时刻面对顾客,的确感到难以适应。在压力的研究里有一种叫「情绪劳工」的东西。当护士或辅导员等职业的人时刻要表现一种稳定开朗的情绪,而这种表现出来的情绪未必与他们内心的情绪一致,久而久之,这种内外不一致的情绪亦会构成某种压力。个人个性方面,有文献已指出A型个性的人会承受较多的压力冲击。
而压力亦可以在三个层面上表现出来,分别是生理、心理和行为。个人承受过多的压力会对机构造成负面的影响,包括:工作质素下降、无法准时完成工作、旷工、工作热诚和投入感减低、以及丧失创意等。公司更可能因此要付出伤残或雇员赔偿等代价。你可能认为要证明某种损耗是由压力造成的是绝不容易。然而,一九九五年在英国发生的一宗个案却改变了这种看法。
JohnWalker病发前在一间社会福利机构办事,负责管理四队处理虐儿事件的社工队伍。由于他身处的郡的人口越来越多,工作量随之增加,但资源却没有改善,渐渐他发觉不能应付自己的工作,于一九八七年出现第一次的精神崩溃,并请了几个月假期。放假期间,上司答应为他增加人手,减轻他的工作量。但他复职后发觉并没有加派人手,不久他又再次崩溃,并完全丧失工作能力,最后雇主决定把他辞退。于是他入禀法院,起诉其雇主。在审讯过程中,JohnWalker胜券在握,后来案件获得庭外和解,他获得二十万赔偿。他获赔偿的原因︰第一,医生的报告证明他以往并没有同样病例;第二,机构在他两次病发之间是可以预计其病况会进一步恶化,但机构并没有试图改善他的情况,所以法庭判JohnWalker获赔偿。这个案十分罕有,但却成为先例,作为日后法庭判案时的参考。
其实,机构是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帮助员工处理压力问题。第一层的方法是从基本开始,在机构里辨认出压力的源头,然后把它们逐一消除。例如重新设计工作模式、改善工作环境、取用弹性工作时间、加入参与性的管理等等。这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提升员工的精神健康,而并非只为提高生产力和增加成本效益。
第二层的方法是机构须要订立一套机制去量度员工所面对的压力。例如一些较为进步的外国机构便制定了精神健康政策,当中包括了审核的程序,以便辨认压力的来源,然后商议运用那种策略来应付问题,让员工了解有什么资源可供使用,并指导部门主管如何执行制定的政策。
第三层的方法是在问题出现后,设法补救造成的损害及为员工提供协助。例如机构举办研讨会、提供辅导服务等等。但这亦表示机构本身不会改变现行的政策和制度,只会协助员工适应身处的工作环境。
最后,一个健康的工作环境应具有下列的要素:开放真诚的沟通、员工的参与、不断更新和学习的机会、各方面不介意存在差异、奉行「公平对待、公平分配」的制度、员工不会因经济问题出现烦恼、科技的开发以人为本、能提高精神健康的工作环境、工作有意义,及机构和工作与社区息息相关等等。


















